七、關西棋院的誕生
橋本因避戰禍而疏散到故鄉寶琢，也許將要長期蜇居關西的心情便襲上心頭。然而戰爭結束後，由於與岩本薰本因坊的挑戰賽、升段大賽及與吳清源的升降十局賽等賽事所迫，橋本去東京的次數越來越多。每逢東京賽事，乘火車就如同犯人流放一樣受罪。當時的關西棋界對橋本來說沒有多大魅力，他與關西棋士之間也少有來往。對新聞棋賽也不能抱過大的期望。非常時期的報紙全都小得可憐，版面受到嚴格限制，圍棋專欄早已失蹤。即使後來紙張供應好轉，頁數有所增加，主要的新聞棋賽也都是在東京舉辦，很少在大阪單獨舉辦。對於職業棋士來說，這是關係到收入的重要問題。顯然，東京是可以名利雙收的地方。
戰亂之中，人們為保性命四處逃難。雖然「餓死也要下棋」是可謂不朽的精神，但戰爭結束後仍然看不見一位棋士來找橋本。當時有些棋士之所以下棋，純粹是為了勉強糊口，甚至有些人是實在憋得受不了，純粹為了下棋而下棋。這一特殊的歷史情景與當今巨獎高懸、收入頗豐的棋界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就在橋本對屈蜇寶琢、懷才不遇的景況嘆惜之際，有一天，久保松門下的藤木人見（後來成為關西棋院八段棋士）突然前來拜訪。初次見面，藤木開門見山地提出：「先生，能指教我下一盤嗎？」橋本心中一震，心想，他八成是想下棋想得快要瘋了，於是二話沒說，滿口答應。
幾天後，他們在神戶的平野隔枰相對。橋本原以為「藤木是三段，不會怎樣的」，沒想到滿不在乎地弈至中盤，一數目，發現白的形勢有些不妙，於是開始認真補救，就連官子也全力搶收了不少，但最終也沒能扭轉乾坤。
藤木的來訪多少打破了「關西棋手棋力弱」的成見。然而橋本想：「來向我挑戰的畢竟僅只是藤木這樣一個細心人，還不能說明問題，也許我還是應該去東京。」
瀨 越 老師為了能讓橋本定居東京曾親自去了牛漥的區公所，以與吳清源下升降十局賽為理由，給橋本辦了一張「轉入證明」。當年如果沒有這一紙准遷證，喬遷是不允許的。於是橋本決定遷居東京，並開始準備搬家的行李。
一件小事往往能改變人的一生。橋本此時偶遇一人使他改變了他的既定方針，他在《我的履歷書》中這樣寫道：
正在這時，我接到出席在天王寺召開的第一屆大阪圍棋大會的邀請。想到不久就要遷居東京，這是告別關西棋壇的最後機會，於是欣然應邀前往。當我被請上臺致詞時，直言不諱地談了自已的看法：「關西是一個棋手連生存下去都很困難的地方。關西同仁們，請振奮起精神來吧！」會後，當我抽身欲歸時，一位紳士上前問我：「你回哪兒？」我回答：「到梅田。」他說：「我也是去梅田，請坐我的車吧。」
到了梅田後，那位紳士又勸我到他的辦公室去看看。後來當我說到最近打算重返東京時，紳士的臉色突然大變，並詢問起棋界各方面的情況。當我說明現在關西棋手難求發展時，他問道：「難道關西沒有前途有望之人？」我答道：「只要創造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任何人都是有前途的。」紳士冷不防地提出一個請求：「請你不要去東京了。」我把懷裡的准遷證拿出來給他看。他說：「難道不能請你立即把它撕掉嗎？依我看，無論如何，以生活為由回東京是整個關西的恥辱。此時此刻，只能考慮關西。我能力微薄，但還是想盡力而為，請務必留在關西！」此次邂逅相逢及一番意氣相投的交談使我去東京的念頭開始動搖。那位紳士就是鉛鐵會社社長木村秀 吉 先生。回到家後，我給瀨 越 先生寫了封信商量此事。先生的意見是：「難得的盛情，接受為佳。」於是我立即找到木村先生，並當面撕毀了准遷證，發誓留在關西。從此，我成了木村鉛鐵會社一個從不上班卻拿薪水的社員。
決定留在關西的橋本迅速展開行動，在肥後橋開設了圍棋俱樂部。該建築歸大阪市所有，以前是黑人兵營。大阪市的內政部長佐藤彰三照舊以最低的房費出租給橋本、細川千仞六段及藤田梧郎三人。房費雖很便宜，但棋客卻很少，那年月平民百姓仍然缺少下棋取樂的閑情逸志。圍棋俱樂部陷入了困境。儘管橋本每日從寶琢帶著飯盒去上班，從不敢休息，但經營上總不見起色。不過由於俱樂部的出現，給棋士們送去了春天的信息，一隻隻離群之燕開始聚集而來。
與此同時，東京也響起了復興日本棋院的呼聲，開始了募捐和著手興建之事。這一運動的核心人物是津島壽一，在募捐方面，嗜好圍棋的津島那前大藏省大臣（校訂者：相當於財政部長）、日本銀行總裁的頭銜釋放出了一呼百應的巨大能量。
募捐分配目標50萬日元的指令下達到了關西。募集之後若分文不剩送到東京，關西方面需要錢時將怎麼辦？經多方協商達成協議，捐款的一半由大阪留用，一半上繳東京。精誠之至，金石為開。關西棋界踏破鐵鞋、排除萬難，終於從各種管道籌集到了100萬日元。
正當籌集捐款告捷之時，風雲突變，傳來陣陣雷聲---在關西籌集到的資金為什麼一定要送到東京去？日本棋院即使復興，也難指望對關西有何恩惠。與其把錢送給東京，還不如用這筆錢在關西建造一座關西棋士的會館。而且不僅僅是棋士，很多捐款的人也明確指出：這筆錢不是為東京捐獻的，要把它用在大阪！
眾人氣勢高張--於是決定此捐款不交東京而用在大阪建造會館，並在天王寺區細工谷買了一所未遭戰火破壞的大房屋作為館址。不久又受到財團法人的認可，隆重掛出了「財團法人關西棋院」的大門招牌。
此舉激怒了津島壽一。橋本竟敢一分錢也不給東京，全部用來建造關西棋院，這豈不是翻臉不認人嗎！津島根本不把關西棋界的意志和支持者的願望放在眼裡，他只把橋本作為關西的代表而視作眼中釘。為此，橋本受到了津島嚴厲的咒罵和極端的冷遇。有一次橋本去東京，北海道煤礦的會長島田勝之助設宴招待津島、永野護及其他日本棋院的幹事。席間，津島滿臉怒氣地對橋本大發雷霍：「關西棋院算什麼東西，想叫它垮簡直易如反掌。他們的理事全是做黑市買賣的暴發戶，沒有一個像樣兒的！」黑市上的暴發戶好像就是指木村秀吉。對於津島這樣在奢華生活中嬌貫大的「小貴族」來說，木村彷彿只配充當他辱罵、發洩的對象。任憑津島說什麼，橋本總是沉默著一言不發。瀨越和島田覺著怪可憐的，便來安慰他：「你克制得真好。」橋本一回到大阪，永野也跟隨而來，鼓勵他說：「沒什麼可擔心的，我擔任日本棋院理事期間決不拆關西棋院的臺。」
昭和23年(1948年)，背水一戰的橋本靈機一動，聘請帝人公司的社長大屋晉三出任棋院理事長，一番調整之後，關西棋院在財團法人的盾牌下更加堅實了。
為此，橋本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在東京一帶聲名狼藉。有人說：「名為關西棋院，實為橋本棋院。這難道不是一個『山中無老虎，橋本稱大王』的棋院嗎？」也有人說：「橋本對人們都喜歡吳清源、藤澤（庫之助）心懷不滿，為使自已成為主角而導演了一齣鬧劇。」還有人說：「瀨 越 老師因『失言問題』而不得不辭去日本棋院的職務，橋本為報私仇而公然造反。」等等，某月刊雜誌甚至登載了一篇題為《棋苑八哥》的虛構長文來誹謗橋本。
關於「瀨越失言問題」，瀨 越 先生自述如下：記得昭和23年(1948年)5月，讀賣新聞社開始舉辦吳清源八段與岩本八段的升降十局賽。為了使氣氛更活絡，召開了一個由該社文化部長原四郎、加藤八段和我三人參加的座談會，並將座談會內容刊登在報上。其中偶然涉及到昭和8年(1933年)曾刊登在讀賣報上的本因坊秀哉名人與吳清源五段對局的往事。關於那局棋，我談到對本因坊所下的某一手棋的看法，誰想因此遭到了本因坊門徒的非難和攻擊，引發為一起大事件。我手下也有眾多弟子，如果我針鋒相對，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我決意辭去日本棋院理事長的職務。
我若僅是一名普通棋士的話，走到哪兒都要與他們論清是非。但身為理事長，我痛感到揭露前輩缺點一事並不光彩。那時，我在芝高輪町的道場已經成立，棋院也沒什麼可以留戀了。所以，我毅然引咎辭去了理事長之職。
回想起來，昭和8年(1933年)下的棋，16年後竟惹出這等巨大事端，有關此局傳言更是鬧得滿城風雨，從古至今，也許再也沒有哪局棋能像那樣引起人們巨大的關注及騷動了。（瀨越著《圍棋一路》）
上面提到的「本因坊下的某一手」指的是被稱為妙手的白160手。當時吳清源下了第159手後封盤。封盤期間，本因坊集中親信門徒進行研究，席間，前田陳爾發現了這一妙手。於是，這一手成了白棋制勝的關鍵，這在當時是棋士皆知的事情。安永一是此局的公證人，據說他在名人落子之前就知道是這手棋了。另據吳清源回憶錄《以文會友》一書所述，日本棋院副總裁大倉喜七郎也於事前知道有這一手「殺著」。
一石激起千層浪。為了平息這場風波，後來間組會社的神部滿之助社長從中斡旋，將本因坊門方面的村島、高橋，讀賣新聞社的原部長，棋院方面的新任理事長津島壽一，以及瀨越、加藤、岩本等人請到自已家裡，用古代的調停會方式終於使事態平息。
師尊如此忍辱受難，終於導致徒弟揭竿而起。從那以後，橋本高擎造反大旗，誓與日本棋院分道揚鑣。
但是，僅憑這種個人恩怨、江湖義氣，難以把眾多的人團結在一面新旗幟之下，應該以正義的號召獲得多數人的支持，並使之繼續發展下去。事實說明，在以大阪為中心的關西棋界，首先是奠定了雄厚而獨立的基礎，然後才偶然卻又必然地得到了橋本這根棟樑，進而促成了關西棋院的誕生。
關西棋院的會館落成了，「財團法人關西棋院」的招牌也堂堂正正地掛了出去。但實際上關西仍在日本棋院的束縛下，與戰前稱作日本棋院關西本部時的情形相比毫無改變，換言之只是日本棋院的大阪分店而已。具體來說，首先是不能獨立舉辦升段大賽，也不能頒發段位證書。一切證書必須統一以日本棋院的名義，關西棋院只不過是負責轉交。其次關西棋院無權與報社交涉商定棋賽之事，而要嚴守日本棋院簽訂的各項協約。
橋本的啟 蒙 老師久保松勝喜代從昭和3年(1928年)開始到去逝的昭和16年（1941年）為止一直為了對局而往返於東京。戰前，為參加升段大賽而奔赴東京的棋手並非只有久保松一人，但大多數人為生活所迫堅持不了。無奈，只得在當時的日本棋院關西分院那裡參加升段大賽。但這是被日本棋院視為相差一段的升段賽。當時有這樣一些規定：關西可頒發的段位證書到四段為止。晉升五段者，先要在關西的升段大賽中取得五段的升段分數，然後還必須再去東京經過試驗比賽的確認。僅在關西的升段大賽中升上的五段不予承認。
日本戰敗後，一切陳規戒律都土崩瓦解。戰前那種由日本棋院一統天下的中央集權體制早已受到被冷遇多年的關西棋士們的批判。人們在回憶去東京下棋、大訴路遙之苦的同時，發出了內燃已久的呼喊：我們要在關西建立正規棋院，我們要獲得能夠修業和進取的弈棋空間！東京絕不能代表整個日本。
關西棋院的機關雜誌《棋》創刊不久就改為《圍棋新潮》。這本雜誌中提出了關西棋院與日本棋院針鋒相對的立場和主張。而且，不僅僅是筆墨論爭，甚至提議舉行東西對抗戰，實際上就是公開挑戰。關西如此喧鬧，令東京方面難以忍受，日本棋院不得不央告關西棋院的理事們：不要再將有關關西棋院與日本棋院分庭抗禮的報道載於雜誌。
昭和24年(1949年)，藤澤庫之助晉升為九段。雖是通過升段大賽獲得規定的升段分數之後的晉升，但還是在棋界引起了軒然大波。在末代名人秀哉以前的舊時代裡，只有名人才配享受九段的殊榮，而如今九段棋手已有60多名，且設有不論段位皆可參賽的名人戰，因而今日的名人早就不能與九段劃等號了。
在新舊時代交替的過渡時期，年僅而立、尚屬棋壇晚輩的藤澤竟然一蹴而就地享受九段殊榮，人們一時還難以接受。在「九段即名人、名人即霸主」的舊觀念仍然盛行的年代，藤澤（庫）成了「槍打出頭鳥」的第一位九段，而且帶來了一場騷動。
除了人們不願看到祖宗四百多年的傳統因一新秀晉升而被廢除外，藤澤成為九段還使人聯想到吳清源的寶座將往哪裡擺放的問題。在讀賣新聞社舉辦的幾次升降十局賽中，吳清源把木谷實、橋本宇太郎、岩本薰都擊敗至先相先（敗者以後再與吳對局，每3局必按黑、白、黑來下的局差規定)。若按日本棋院的升段計分法，吳清源戰後的成績早就超過了升段分數。因此，藤澤若是九段的話，吳清源當然也要同享九段待遇，這樣才合乎常理。只可惜吳清源因一個特殊原因而不再隸屬日本棋院，因而也就沒有參加升段大賽。日本棋院的有關人士如想使九段具有真正的權威性，就應該把吳清源也推薦為九段。假如只簡單地宣布藤澤為九段，把與藤澤實力相當、或許還強的吳清源仍置於八段而不顧，這豈不是一個「大漏著」嗎？
而關西棋院也對藤澤(庫)的九段問題召開了棋士全體會議。商量的結果，決定派橋本作為關西棋院的代表，向藤澤挑戰十局賽，當年的「戰書」如下：
吾等承認依現行升段大賽制度規定取得升段分數的藤澤庫之助的升段。但鑑於前所未有的九段之位事關重大，且社會輿論明顯對中央集權式日本棋院的態度持有反感，故吾等認為，此際只有舉行關西棋院的棋士代表與藤澤的爭棋才能令世人心悅誠服，使棋界正大光明。此乃振興棋道之正軌，因此一致選出橋本八段為關西棋院棋士之代表，與藤澤進行分先十番棋的較量。特此呈書向日本棋院請戰。(關西棋院機關雜誌《棋》昭和24年第3期)
關於此事橋本說：「提議我與藤澤君擂爭十番棋是在關西棋院全體會議上決定的。不過事實上，我也真想和他一決軒輊，因為我與藤澤君已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交手了，當時只想借此機會一試鋒芒而已。自古以來升降十局賽是很多的，而且多數是由年輕人向長者挑戰。我比藤澤君年長12歲， 向藤澤 君挑戰真有點失君子風度。贏了，得不到多少名譽，若輸了，則丟盡臉面；但既然事情已成騎虎難下之勢，我也只得同意。」
對此，安永一別有見解：「橋本挑戰的動機並非僅是出於嫉妒後生藤澤晉升為九段。這要從戰爭剛剛結束時說起。戰後的日本棋院諸事應該由瀨越理事長與岩本理事裁理。然而，日本棋院理事兼任涉外部長的奧山伍鹿卻成了日本棋院延攬內外事務大權的負責人。他不僅破壞由瀨越、岩本、村島組成的工作流水線，還用「棋士應以對局為天職」作藉口，將瀨越等人從日本棋院的政治舞臺上排擠出去。後來當瀨越八段僅剩《棋苑》雜誌這一小塊對外活動陣地時，奧山氏還想插手。對此，瀨越八段將滿腔怒火發洩在寫給關西的得意門生橋本氏的一封長信裡。鑑於奧山伍鹿氏是藤澤的岳父這種非常關係，橋本八段對藤澤九段持有『父債子還』的態度強烈得甚至超出想像。」(引自《圍棋五十年》)
有人說，奧山伍鹿在日本棋院的所作所為也許是如上所述，但把他與瀨越的矛盾硬是和橋本對藤澤的挑戰直接連接起來，未免有些牽強。總之，關西棋院的「戰書」的確激怒了日本棋院，據說怒海之中最為發狂的核心人物就是涉外部長奧山。日本棋院當即將「戰書」撕得粉碎，擺出了一副嗤之以鼻的狂傲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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